有关纳西文化的一段往事
来源：丽江古城景区时间：2024-12-13 14:25:48
196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以后，丽江的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化工作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2年盛夏，我与木丽春由丽江地区歌舞团调到丽江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丽江县文化馆聚集了和在瑞、桑文浩、张奎光、周耀华等当时丽江书画界的精英，还有赵净修、和汉、赵继先、李即善，以及从省新华书店下放来丽江的王志山等一批有真才实学、工作经验丰富又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一时人才荟萃，济济一堂。这是丽江县委为把丽江县文化馆建设成云南全省乃至全国最好的一个县级文化馆，真正成为全县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而作的人员调整。据说每个工作人员，都是由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徐振康、副县长周霖精心挑选的。
用象形文字和哥巴文字写成的东巴经书，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数以千卷计的东巴经书，记载了古代纳西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算、宗教、民族关系、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是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一些学者、文化人进行过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但大多出于各自的需要，缺乏科学方法，未能将经书原文、语音、译意三者准确、完整地记录和翻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东巴相继离开了人世，能释读东巴经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长此下去，纳西族古老、灿烂的东巴文化将面临失传的危险。为此，必须组织力量，用科学的方法，先将东巴经系统、全面地翻译记录下来，这是抢救东巴文化的第一步。
1962年，在县委书记徐振康的倡议下，县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丽江县文化馆开始进行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为此，聘请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周汝诚先生回丽江任县文化馆馆长，主持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周汝诚先生即跟随著名学者傅懋勣、李霖灿诸先生搜集、翻译东巴经书，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北京从事纳西族东巴经书的编目工作。县文化馆分工周汝诚、周耀华、赵净修、李即善、桑文浩等人翻译东巴经书；当时还健在的著名大东巴丽江五台的和芳、新主的和正才、中甸北地的牛恒，以及大东的久日等，都被请到文化馆来。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文化馆几代工作人员的努力，县文化馆收藏有四五千册东巴经书。这次抢救的任务是：一是将馆里收藏的每本经书编目和书写内容提要；二是重点翻译一批比较重要的东巴经书；三是将1000多种不同的东巴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副县长周霖十分关心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这位“诗、书、画三绝”的大画家，说到东巴文化，他也是位专家。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曾主持过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还亲自翻译了《东埃术埃》等重要典籍。因此，这次的许多具体工作方案都是他参与制订的。如，翻译经书的要求：一、象形文字或哥巴文字经书原文；二、国际音标记音；三、直译；四、意译。并分工专人将不同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虽然县里的领导和馆里都十分重视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但每一个参加翻译经书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服务于文化馆的中心工作，只要馆里需要，就要搞展览，搞宣传，上山下乡，辅导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因此，文化馆除翻译东巴经书外，阵地宣传、图书流通、文物保护，培养书画人才，开展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等，各项工作都搞得十分出色。
不久，由于政治运动，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这两三年中，翻译组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一是将馆里收藏的四五千册经书编目登记造册；二是翻译了100多种各类重要经书，石印《崇搬图》、《懂述战争》（上、下）、《什罗祖师传略》、《鹏龙斗争》、《碧庖卦松》、《挽歌》、《高勒趣招魂》、《崇仁潘迪找药》、《庚空都知绍》、《迎净水》、《安铺余资命》等22种；三是进行东巴经书的分目编类，将1000多种不同的经书分为30大类，每类下边列出各种经书的书名。还编辑石印《纳西族历史参考资料》一书，收入陶云逵《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方国瑜《么些民族考》等文章，为研究纳西族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多方查找，抄录资料，石印了《光绪丽江府志稿》8卷共9册。
1981年4月，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县庆组委会在玉泉公园五凤楼举办“纳西族古籍展”，引起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纳西族古籍展”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馆收藏的部分东巴经书、东巴画卷和自治县成立以来翻译石印的数十种东巴经书译著等。这次东巴古籍展，既是对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以来东巴文化抢救工作的回顾，也为1982年东巴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和大规模进行东巴经书翻译、东巴文化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览的第二部分，展出了明、清以来，历代纳西族文人的著作的手稿、抄本、残卷等。其中有明朝丽江第八代土知府木公的诗集《雪山始音》、《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隐园春兴》、《仙楼琼华》，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的诗文集《云薖集》、《山中逸趣》、《云薖淡墨》，清代纳西族诗人杨竹庐的《黄山老人稿》，丽江回族诗人马子云的《雪楼诗抄》，纳西族诗人桑映斗的《铁砚堂诗稿》，桑炳斗的《味秋轩诗稿》，牛焘的《寄秋轩吟草》，纳西族诗僧妙明的《黄山吟草》，李玉湛的《一笑先生诗草》，杨泗藻的《慎余子诗抄》，周兰坪的《江渔诗抄》，和庚吉的《退园韵语》、《听琴轩墨渖》，王树和的《雪湖诗草》，杨超群的《亦锦囊诗钞》，和柏香的《柏香诗钞》，以及木泰、木高、木青、木靖、李洋、杨昌、木正源、杨昞、王竹淇、杨菊生、唐尚贤等先贤的诗文，展示了明、清以来纳西族诗人、作家的创作成就。
纳西族文人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丽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以来，随着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深入传播，特别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热心学习汉文化，为使他们的子弟读儒书、习汉字，接受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惜重金从内地聘清汉族文人做家庭教师，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入学、应试。《明史•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由此说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已成为木氏土司家族的盛事。明朝丽江第六代土知府木泰写的七律《两关使节》，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族人写的汉文诗。其诗表达了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中原王朝的亲密关系和纳西族与中原内地的交往和联系。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木氏作家群，他们文学造诣较高，作品数量也相当多，仅木公、木青、木增三人，就一共创作有14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清代丽江改土归流以后，入学读书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门第的限制，纳西族和各民族的子弟有了较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的机会。《光绪丽江府志稿•选举志》载：“自雍正初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未百年间，掇捷南宫者相继接踵，而后相辉映焉。”从雍正初到清末百余年间，丽江计有进士7人，举人60余人，副榜10余人，优贡3人，拔贡20余人。与此同时，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来自新兴各阶层的诗人、作家，他们大多是汉文化素养很高的纳西族文人。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运用传统的表现形式，抒写情怀，描绘家乡的山水景物，反映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有诗曰：“巨灵欲为开文献，著作重光亘代标。”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文化名人，为丽江历史文化名城谱写辉煌，为丽江纳西族多元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由于历代的原因，文人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被视为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文化而横加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本清源，对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及其作品，重新给予认真的评价。这次展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纳西族文化的灿烂辉煌，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纳西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纳西族著名女作家赵银棠在《纳西族诗选》前言中写道：“198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整个地方，万众欢腾，盛况空前。被邀回乡参加欢庆的部分在外纳西儿女，也从祖国各地相继赶来。会上所展出的解放后各项成绩中，也有本民族的历史文物、书画作品等等。儿女们看到一些先辈人物的诗文手稿本后，内心颇有触动，认为年代久了，难免渐渐破损，很有分别整理的必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五、六月间，刚从家乡返回昆明的郭大烈同志来访，备谈此次回乡的种种情况和感受，也涉及到如何整理保存先辈遗作问题。他并问我：是否愿意回家乡去，搞搞选编先辈遗产的工作？我心里踌躇：对于本民族各代文人和他们的作品，我很愿意逐步获得深入了解。……他的一再动员和说服使我感动。互相酝酿一段时间以后，丽江县文教局的聘函来了；又在地区文化界领导的欢迎催促下，我就回到了相别数十年的故乡——丽江。”是年，赵银棠老师受聘回乡，任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顾问。她被安置在山环水绕、古木浓荫、位于玉泉公园山半的县图书馆内。这期间，她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同时，不顾年事已高，四处走访，从先辈诗人的后代家中借到珍藏多年的桑映斗、杨品硕等著名诗人的手稿、抄件，为编选《纳西族诗选》打下坚实基础。
1984年8月，《纳西族诗选》最后定稿，赵银棠老师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笔来，她又开始了新的写作。是年，《〈玉龙旧话〉新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彭荆风在序中写道：“……无论从研究纳西族的古文化，或者对近代丽江地区文学艺术的了解来看，这都是值得细读的好书。而且，这又是纳西族的第一位女作家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而艰苦奋斗的一块里程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纳西族文学史》被列入全国“七•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丽江纳西族文学史研究委员会共主持这项工作。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并与李世宗老师、张信先生一起承担纳西族作家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纳西族作家文学是纳西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编写中，对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对明、清以来各代纳西族先辈诗人、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翔实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这是新编《纳西族文学史》和1960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最大不同之处。《纳西族文学史》于1992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