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贸易与“恒德和”商号
来源：丽江古城景区时间：2024-12-13 14:27:27
（一）
古道商海，变幻莫测。1921年，一直在滇藏贸易中兴盛了很长时间的丽江大研古城“德广通”商号，终以经营不善而宣告倒闭。作为商号掌门人的周尚德，也遂以当头一棒陷入僵局。痛定思痛，他在一些商号同仁、家族父老的鼎力支持下，又重整旗鼓，拾回信心，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北上重振之路——在中甸藏区（今香格里拉县）再拾残局、重头再来。几经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四、五年之后建立起了一个“恒德和”商号——该商号重商誉、讲诚信，业务很快拓展至其它藏区。1926年，该掌门人周尚德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传子侄五人到中甸，在病床上叮嘱道：“德广通虽倒，但信誉犹存，现又有了恒德和的东山再起，我把恒德和交给你们打理，一定也要以信义为首，勤俭为本，同心协力发展恒德和商号。”按照尚德生前遗训，老五周瑛主持丽江家务，总管全盘，老二周琛、老六周璋经营中甸商号，老大献奇掌管拉萨商号。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卧薪尝胆，加上兄弟齐心合力，进一步发展了“恒德和”商号，并使其与赖家“仁和昌”等一起被称之为“丽江六大资本家之一”。
以老六周璋（1893—1960 ）接手后的中甸商号为例——那是1930年，正值他而立之后的青春年华，凭着自己的勤敏好学，处事果断，终令商号大振，财源日茂；他眼光独具，乐善好施。局面刚有好转，就出钱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尤其是一些济贫救急、乐善积德之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甸多次遭匪徒抢劫，百姓叫苦不迭。他与丽江当家总管其五哥周瑛联系，向丽江和中甸各商家募捐，筹集到一大笔善款，并动用了部分自家的资金，由其五哥周瑛亲自到中甸救济。对此，中甸百姓感激之至。他和五哥周瑛一道，出资在中甸城内打了一口井，井旁立有碑记；还出资对村镇道路和喇嘛寺行道，进行了修整改造。他与五哥一道，为藏民与丽江通商及其子弟到丽江求学给予诸多方便，在丽江设置了专门住房和落脚点，还按不同需求分为头人、马脚子住房、账房、牲口养歇处等，对来往的商旅客人，接待周到。在藏区，他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特别重视在藏区有极高威望的喇嘛教归化寺最大活佛松谋、以及其它寺的活佛，结成相当友好的关系。还让在丽江的子侄们，多拜上层人物为干爹，现周家六、七十岁的人，大多有一个藏名，如七林佩初、次里拉姆等，他的独子周廷伟（排五位同胞姐妹之后）有一藏名为“丹珍七林”，亦为藏区头人所赐——据他讲，当时西藏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其于1934年至1940年任西藏摄政）与周氏极熟，曾与西藏最著名的商号“三多昌”主人尼梅（其妻是热振的同胞妹妹）去四川见蒋介石，周廷伟之叔伯四哥周廷仕应热振之邀担任译员。热振活佛在此行中先来丽江，住在周家，由周廷伟之五伯父周瑛及父亲周璋接待了他。当时在丽江的“恒德和”周氏家人把庭院特地装饰一新，在床上铺了金丝绒供这位摄政下榻。
在商贸往来上，由于周氏极高的信誉，运到中甸来的山货，多半先交给“恒德和”号，经其评定来货的质与价后，方与他人成交。对紧俏好销的山货也不独占，公平地分与各家商户，让大家都赚点钱（一些大商号不在此例），中甸许多中小商人因此十分称道周璋的为人。1944年冬，川钱贬值，说假钱多，银水不足，市场拒用，县长李崇善委托周璋检验川钱，核定银水，用铁印章在钱上打码，按八成、七成、六成等流通，藏民凭码使用，皆大欢喜；周璋还动员了部分丽江做皮革业的手工业者到中甸，促进了中甸皮革手工业的发展。
中甸地处滇川藏大三角“茶马古道”要冲，地理环境复杂，各种社会势力也很复杂，土匪横行；地方势力随时排挤客户，而周璋以德行和信誉，在中甸长期立足了下来。周璋在中甸长期担任该县商会会长。1945年后，周璋到木里、康定一带经商，会长一职由其七弟周琏担任，故藏民对周家往往以“欲达”、“迪庆次科贝姆拉”尊称之。周璋在中甸任职期间，民间有“难事先找周家，官事也先找周家”之说；他曾经协调解决过一些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中甸的官员，每碰到疑难的案件，往往请他出面调停。坦英（藏语“县长”）、达达（藏语“千总”）到堂后，常请他旁坐；地方上各种大事也常征求他的意见，新任官员必先拜他；人们当时见深夜提着马灯的官员到周家登门议事。他以经商为业，又巧妙周旋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政治势力，又以行家里手的经商才干、为人处世的干练豁达，以及乐善好施与远见卓识，被公认为商界首席，并被连续推举为商会会长。
在解放中甸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42师师长廖运周曾多次到他家拜访，了解藏族民情。其在中甸的七弟周琏，曾随廖运周师长等向汪学鼎做劝降工作，为解放中甸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林超民主编的云南大学民族史研究生论文《新浪集》中提及“革命队伍中的红色商人”时，提到“李烈三、李达三、赖敬恒、赖敬庵、王少萱、赵紫垣”等时，也提到“恒德和号周石奇（周瑛）捐资2千元支持红色政权建立”一事，无独有偶，1952年土改时，周璋也主动上缴了黄金30两，政府以开明人士对待他——几度春秋，几度风雨，恒德和周氏家庭在丽江、迪庆等地的几位掌门人，在“悠悠驮铃、漫漫古道”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弥足珍贵的一页，也给家族后代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恒德和号周氏为丽江大研古城世家，其商号“总部”一直都在大研古城忠义村——这是一条清幽别致的街巷，一个历史上多以农副产品加工、种菜为业的村子。它北起忠义坊，南至现在的环城南路。其巷内有建于清代的三元宫，与光碧巷相邻的一段地处原木氏土司府衙南门外，因而其巷在纳西语中称“蒙孔”，意为“南门”。忠义坊往南直通现在的忠义农贸市场，往西南直达现在的环城南路，其中有多条小巷也可抵达现在的环城南路。它与最北端的玉龙雪山遥遥相对，它身旁有玉水河在日夜浅吟低唱。周璋的独儿子周廷伟，也在此守望了几十年自己的精神家园。说道茶马古道，说到恒德和号周氏，他总会有说不完的话题——据他讲，自己也是“家乡宝”。他出生在其父周璋当商会会长时的中甸藏区，幼童时的天真浪漫是在中甸老街“仓房街”度过的。随后将他“左驮货，右驮人”，与赶马哥为伍，从马背上驮回到了玉龙雪山下。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直到现在，他会为自己先后有一位任德钦藏区商会会长的爷爷（周尚德，周璋之父），又有二位先后任中甸商会会长的父亲和叔叔，还有一位任丽江商会会长的伯父，而深感引以为荣。据他讲，他一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是恒德和“总部”的一个大家庭——一个一直以“六十多人一锅饭”延续到解放初期的周氏大家庭。他还依稀记得，在一大串“头骡已进丽江城，尾骡还在黄山哨”的驮铃悠扬中，纳西赶马哥从拉萨、印度、尼泊尔驮回来的五花八门的藏货、洋货、皮毛、丝绸、各种名贵中药材、土特产品，还有他最喜爱的延寿果；在他家宅院里，常有与他一样的一群顽童，在下驮子的马帮中穿来穿去抓迷藏，并时常有一两个大些的孩子“要”来好吃的让他们分享；他们一面听着大人们点货时“今、冷、松、日”（藏语1、2、3、4）的吆喝，一面在打开马驮后的山茅草、竹席堆中“翻江倒海”，收获少许红糖、延寿果“遗物”，他抢过来，你抢过去，情趣自在打闹之中。他也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丽江大研古城为荣——一个不到3.8平方公里的边陲弹丸之地，最盛时竟聚集了1200多户大小商号；马帮每天出入古城，古城每天都如同热闹的节日大超市。
（三）
恒德和周氏来自何方？“六十多人一锅饭”的大家庭又是怎么回事？据《周氏家谱》称：丽江大研镇周氏始祖讳平，“自洪武年间来自江南入滇（原籍苏州常熟县柳营村人，现为江苏省常熟市），创业于鹤庆、积德累仁，裕后世无疆之福，人文蔚起，皆此公赐也”。“至九世祖讳宗耀上丽郡而居焉，迄今十几代”云云。周启高祖周平之十四代重孙，引为本源直系，由曾祖父辈3人，到父辈兄弟七人（周廷伟之父辈）：老大周珍（周献奇）、老二周琛（周卓奇）、老三周璠（周蕴奇）、老四周瑞（周兆奇）、老五周瑛（周石奇）、老六周璋（周秉奇）、老七周琏（周汝奇），父辈堂胞姐妹五人，至晚辈（与周廷伟同辈）堂胞姐妹18人，堂胞兄弟11人，加上侄辈若个人。恒德和周氏几代同堂一个门，六十多人一锅饭，一直沿至1949年。丽江解放初各立门户的堂胞兄弟姐妹（与周廷伟同辈）以一人一家而异，也有29个家庭。
恒德和周氏大家庭在老五周瑛（周石奇，周廷伟之五伯父）的主持下，在老六周璋（周秉奇，周廷伟之父）、老七周琏（周汝奇，周廷伟之七叔）等众兄弟的辅佐下，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了“濂溪世泽”的家德、家风渊源。那么周氏家庭何以“濂溪世泽”称著？原来，坐落于大研镇忠义村的周氏大家庭宅院，入了大门便有“濂溪世泽”4个大字，醒目于壁。又过二大门入内，其门上有家对曰：“濂溪世泽多生意，南国彤云灿笔花”。说明了周氏家庭风范与传统伦理道德合一熏陶下，出现过的“大理学家”、“新爷”、“贡爷”称谓的文人学士名流，对故乡的眷念常以“濂溪”为首，以“多”和“灿”的精神财富为荣——“濂溪”一词乃《爱莲说》作者周敦颐之称，其原系湖南省道县人，字茂叔，宋代理学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居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人们称其为濂溪先生。同为周氏，又有《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的千古绝唱，将此引伸为“世泽”之周氏家德、家风的一种图腾、崇拜之信念，也可谓其独具巨心。以“濂溪世泽”联系到周氏的守家立业这一块，亦可发现它是从门第人格化了的“贤、能、德”作东，不搞论资排辈，以大小取位当权人。周氏大家庭的当家人，一般均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允许上下辈同堂共议，但决策拍板又非当家人莫属。当家人不独断专行，其下设有管账人、管钱人、库房保管人、接人待物的跑堂人等等；另请用精明强干的小伙计若干人，负责内外杂活等。由以上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统一接受当家人的组织与指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辈相处，温廉恭让，上辈爱护下辈，下辈尊重上辈，默契配合极佳。周氏的家庭管理也颇具特色：主要经济来源为经商务农，各户也留了大集体外的小自由，如酿酒、做醋、磨小粉等作坊，或是小生意，仅限于“妇女活”收入而已，而大家庭男子汉和所有工作人员，无论何种方式的收入，包括粮食、物资，必须经过账房处理，存入号房，由当家人按家规对生活、衣物、读书、对外往来、其它费用和逢年过节、医药、红白二事等等的规定支付外，统统纳入商号做生意的本钱。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晚辈（与周廷伟同辈）中的十八位堂胞姐妹，大部分人都在周氏大家庭“六十多人一锅饭”的历史岁月中，均以纳西女性特有的勤劳、聪慧、能干等特点，扮演过“贤内助”、“内当家”的不俗角色；即使在后来打散了“大锅饭”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家庭中一有红、白二事之类的宴聚，不论三、五十桌，还是百余桌的“八大碗”、“八盘四碗”，甚至是纳西传统的名宴“三叠水”等，她们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色味香俱佳；不论姐妹合作，或独挡一面，均与“厨艺大师”的水准几乎毫无逊色；对此，周氏后裔们至今都无一另外地赞赏有加。周氏在生活的支用以及具体操作上，实行“厨内轮值制”（大概为一个月一轮值）；这种轮值人首当其冲为各小家庭中的妇女。这种轮值人，不但要遵守油、盐、柴、米一日之规定用量，还要对超支、超用部份后果负责（动用自家“小金库”），因为号房与库房不会为之开“绿灯”。有学者说，这种几代同堂一锅饭的情况，恐怕在丽江乃至整个滇西北也并不多见。如列成算式，每日三餐乘六十人，按户均当值1个月即为180餐乘30天的操持，又谈何容易！各家主妇每年都会轮上1—2次的“厨值”。轮值前，她们都得有所准备，因为谁都想露一手，谁都想争着做求个“刮目相看”的好名声，因而常用饭菜过了“领取界”，谁都舍得动用自家的“小金库”。
大家庭的一日三餐，早点只吃一个包谷粑粑或麦面粑粑，加一点辣酱。吃法不一，有的火塘边打酥油茶，有的吃菜、喝汤；午餐、晚餐，则论资排辈，分老幼妇孺，依次入席。开饭时不得打闹、喧哗。就餐一般以八人一桌，几乎形成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固定座位，缺席者可请人抵上，但不允许由下辈人入上辈人座位。每天的晚餐是四菜一汤，午餐一般都有酥油茶。逢年过节，另当别论。
其它生活开支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如有病定点找中医吕泉源、西医杨吉仁医生，药费定向与之挂钩，统一由号房支付结算。别处医生也可自由去看，但药费各自料理。各户红、白事由大家庭料理，但超出部分由各户自行负担。每逢开学，对各家孩子们分发给小学、高小、初中不同层次的学费、作业本，也有一些相应规定：如棉纸作业本若干，3—5元学费，1—2支毛笔，有时发一套新衣裤等，其它开支又由各户自理。一个六十多人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均有起码保障的“大家庭”，靠其家规家风的制约与激励，靠良好的管理秩序与严谨的家教系统，被这样持续了下来。
周氏家庭对读书教育的重视，也与“天雨流芳”（读书去吧）的民族传统一脉相承。家庭有赏罚分明的家规，做到几乎无人不信之，不固守之，不发扬光大之，得益于对小辈们的家教得法。除了送学堂读书，每晚尚有家庭教师分级辅导上课。当时谁家的孩子打闹、顽皮，不完成作业或不听老师讲课，是要受到不同方式体罚的。该村赵、杨二先生的严谨教育在迄今晚辈人中都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时还规定凡进入学堂者，每天起早务必要描红完一篇毛笔者，方可用早餐，方可去学堂。这种传统美德与门规风尚为一体的家庭教育得到当时府衙赐悬的“孝有家风”匾。
